从科举到高考从古至今人才是怎么选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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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目录一览：

• 1、古代更讲考试公平？宋朝15次没考上就可破格录取
• 2、明朝“高考”的特殊性：科举历史上独特的南北榜
• 3、从科举到高考从古至今人才是怎么选拔的

古代更讲考试公平？宋朝15次没考上就可破格录取

古代科举考试分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三级，被录取后，对应身份是举人、贡士、进士。科举录取比例比现代高考低很多，而且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不同年份都不一样。唐代的录取比例相对偏低。据《通典·选举三》，唐代“贡士之法，多循隋制。上郡岁三人，中郡二人，下郡一人，有才能者无常数。”唐初大郡一般在3万户以上，以每户平均5口人来说，至少有15万人，换算下来，录取比例为总人口的1/50000。到唐高宗时，录取比例开始上升。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后，录取名额大幅增多，科举已成为读书人入仕的最主要路径。据《朝野佥载》：“乾封(唐高宗年号)以前选人，每年不越数千;垂拱(武则天年号)以后，每岁常至五万。”

曾任洋州刺史的唐代经学家赵匡在其《举选议》中称，尚书省考试录取，“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”，录取率大概是5%。虽然此录取率比唐初增加许多，但因考生越来越多，录取率仍较低，所以出现了《通典·选举五》所说的情况：“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。”唐朝科举各科的录取比例并不一样。据《文献通考·选举二》：“进士大抵千人，得第者百一二;明经倍之，得第者十一二。”即唐朝进士科的录取率在1%至2%左右;明经科录取率较高，比进士科多了10%。

进士科录取名额每次仅30人左右，故唐人李山甫诗中称：“麻衣尽举一双手，桂树只生三十枝。”唐代进士录取要求严苛，宁缺毋滥。据《新唐书·选举志上》，唐文宗李昂曾诏令礼部：“岁取登第者三十人，苟无其人，不必充其数。”可能正缘于不能“滥竽充数”，唐朝的录取率是科举时代中国各朝中最低的。据清徐松《登科记考》中的统计：终唐之世，贡举进士凡266次，及第进士为6642人，平均每次进士及第不到25人。

宋朝连考15次未中者可被照顾，破格录取

在科举考试设计上，宋朝更注重录取的公平性。据《文献通考·选举考三》记载，大中祥符元年(公元1008年)，宋真宗赵恒曾就科举中的不公表态：“贡举谤议，前代不免。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，别坐就试。”宋代对“官二代”特有的“别试”，由此而来。在公平方面，宋朝的录取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：一是录取名额向平民、庶族倾斜——科举的平民化，让一般学子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;二是扩招，增加录取名额。

其实，宋朝建国之初的录取率也不是很高，每年被录取的进士仅一二十人。赵光义(太宗)登上大位后，大幅增加录取名额。据《续资治通鉴·宋纪九》，太平兴国二年(公元977年)录取进士109人、诸科207人，加上特奏名和诸科赐同进士出身人数，共录500人，创了纪录。

在这次考试前，赵光义说了这样一番话：“非敢望拔十得五，止得一二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。”可见，朝廷选拔人才的心情很急迫。当年参加应试的多达5300余人，基本上按赵光义10%左右的录取比例要求来录取。这一录取比例在当时是相当高的，当时大臣薛居正上奏书称：“取人太多，用人太骤”。 创造网

事实证明，赵光义的扩招是有眼光的。在太平兴国二年录取的学子中，出了好多名人、重臣。如后位至宰相高位的政治家吕蒙正，在109人进士名单中是一甲第一名，即俗话说的状元。可以讲，没有朝廷向“寒人”倾斜的录取制度，吕蒙正想出人头地很难。

宋朝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咸平三年(公元1000年)，据《宋史·选举志一》记载，这一年进士诸科录取了740多人，其中特奏名900余人;此外，还赐予河北进士诸科350余人，又从落榜生中补录500余人。“特奏名”是宋朝独特的录取政策，用来照顾录取老的考生。宋初赵匡胤规定：凡应试十五举以上未被录取的，可不再经过考试，特赐本科出身，这是少见的照顾性质的“破格录取”，名副其实的“恩科”。因为录取率高，宋朝大概是中国古代是最容易金榜题名的朝代。在利好 *** 下，宋朝考试人口剧增。据《中国教育制度通史》上的统计数字，仅淳化二年(公元991年)，全国各地参加解试的考生就有10万之多。

明朝“高考”的特殊性：科举历史上独特的南北榜

说到朱元璋的统治，有一个名词不容回避--残暴。残暴的方式，就是屡兴大案。

历史学界，很早就有“洪武四大案”之说。所谓四大案，即空印案、郭恒案、蓝玉案、胡惟庸案，简单的名词后面，是千万颗人头落地。

四大案中，“空印案”和“郭恒案”都是 *** 案，前者因官员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，激起朱元璋？怒，前后株连数万人。后者因户部侍郎郭恒贪污官粮，再次兴起大狱，株连上万官员。“蓝玉案”和“胡惟庸案”都是谋反案，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，前后十余年，屠戮上万人。桩桩案件，皆是血雨腥风。

但要论对后世的影响力，“四大案”中不论哪一桩，都有限得很。“胡惟庸”“蓝玉”两案株连无数，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他的后人“接班”扫清障碍，谁知事与愿违，反导致即位的建文帝无将可用，“靖难之役”中败给了朱棣。至于“空印案”和“郭恒案”的目的，则是为了整顿吏治，扫清腐败，然而即使在当时？面对贪官屡杀屡不绝的情况，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绝望，发出“朝杀而暮犯”的悲叹。而后明王朝吏治腐败，贪污横行，或许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。

然而却有这样一桩案子，论株连人数和规模，皆无法与“四大案”相比，但案件产生的影响，却远比四大案深远，不但终明一世，甚至波及今日。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（公元1397年）的“南北榜案”。

南北榜案，又称刘三吾舞弊案，与四大案“公说公有理”的争议不同，这桩案子，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。

明朝洪武三十年（公元1397年）二月，正笼罩在“蓝玉案”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，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，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，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，此次科举的结果，也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。正因其重要性，在主考官的选择上，朱元璋煞费苦心，经反复斟酌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。

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，此人是元朝旧臣，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（相当于教育厅厅长），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。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，明初的刑法《大诰》也是由他作序，此外他还主编过《寰宇通志》，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。他与汪睿、朱善三人并称为“三老”，《明史》上更说他“为人慷慨，胸中无城府，自号坦坦翁”，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。选择他为主考，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，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。

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，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，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，一切，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“低概率事件”。

洪武三十年二月，会试开始，经一月考核，选出贡士51名，又经三月初一殿式，点中陈安邸为状元，尹昌隆为榜眼，刘鹗为探花。然而仅仅6天过后，明朝礼部的大门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，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，南京街头上，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，甚至拦住官员轿子 *** 告状，短短几日里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，一片喧嚣。？科场舞弊”，成了南京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喊冤的原因，很简单，也很奇特。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，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，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。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，有说主考收了钱的，有说主考搞“地域歧视”的，种种说法，皆是有鼻子有眼，直让主考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。

消息传来，明王朝上下震撼，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，要求朱元璋彻查，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，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。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，穷人出身的他，一生最痛恨的就是“ *** ，？私舞弊”。事件发生仅几天，三月初十，朱元璋正式下诏，成立了12人的“调查小组”，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，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、董贯，还有以“忠直敢言”闻名的周衡、黄章等人。成员的选择上，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。

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，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，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：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，以考生水平判断，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，无任何问题。

结论出来，再次引起各界哗然。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，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，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，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，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。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，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。

是年五月，朱元璋突然下诏，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、白信3人为“蓝玉余党”，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，认定刘三吾为“反贼”，结果涉案诸官员皆?到严惩，刘三吾被发配西北。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，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，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。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，只有戴彝、尹昌隆二人免罪。此二人得免的原因，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，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。六月份，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，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：51名中榜贡士，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，无一名南方人。

该事件以后，明王朝的科举制度，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。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，不再是“全国统一划线”，相反分成了“南北榜”，即南北方的学子，按照其所处？地域进行排名，分别录取出贡生后，再统一参加殿式。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，与今天高考中的“分区划线”，也有异曲同工之意。

朱元璋用“搞平衡”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，但案件背后的谜团，依然值得深究。

深究南北榜案，第一个疑团是：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，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，究竟是舞弊，还是“巧合”？

解答这个问题，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--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。

这个现象，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，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。北宋灭亡后，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，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。南宋灭亡后，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，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，但 *** 的录取比例极其少，科举出身的官员，在元王朝 *** 中的地位也极低。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，在历经了金朝、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，无论经济还是文化，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。

在元王朝的科举中，中榜的 *** ，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。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，更是来自于浙江的“浙东四才子”--吴征、刘基、章溢、宋濂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，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，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。朱元璋的谋士朱升、李善长等人，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。

明朝以前，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，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，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，相反则继续拉大。先说教育体制，明王朝的教育体制，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，各地的府学、州学、县学，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，如安徽、江苏、江南地区，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，普及教育，多是在洪武元年（公元1368年）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，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，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。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，山东、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。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，明朝早期，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。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，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，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，对明王朝采取“不合作”的态度。如此境况，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，似是情有可原。

明朝科举，以“八股文”取士，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。今人说八股文，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，其实八股文取士，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，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，提出以“经义之学”取士，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，这是八股文的开始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，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。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，正是“浙东四子”中的刘基和宋濂，其考试规范、考试范围、考试要求，更适合江南学子。每次开科，南方学子自然“驾轻就熟”。

事实上，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，南方考生的成绩，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。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，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，北方仅有250人。“南北榜”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，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。而从录取比例上看，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，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。“南强北弱”的大格局，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。

然而饶是如此，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，会发生“清一色南方人”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？而早已“心知肚明”的朱元璋，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？

事实上，科举考试，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，更是一个政治问题。“低概率事件”的发生，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，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--蓝玉案。

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，持续数年，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，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。蓝玉常年镇守北方，案件爆发后，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，也多为北方人，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。血雨腥风下，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，纷纷逃避科举考试。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，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：“今北方士子，应试者减半也。”

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，朱元璋自然深懂“恩威并施”之道，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，“威”已施过，选择合适的机会“施恩”，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，稳固统治，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，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。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，还是曾质疑刘三吾，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，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，坚持以才学取士，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，外带二人的公正，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。满朝哗然之后，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，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，南北榜的出台，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，诸位公正的考官，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。

在“南北榜”事件中，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，却依旧引起轩然 *** ，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，在案件中相互指摘，推波助澜，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。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，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：中国科举制度的“南北矛盾”。

到这个矛盾，还要追溯到宋朝。中国官场向来有“南相北将”之说，但在宋朝，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北宋的科举，素来“重北轻南”，北宋真宗以前，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，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“南人不得坐此堂”。宋真宗后，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，宋朝的文化名士，如“三苏”等人也多来自南方，到司马光为相时，又曾设置“分路取士”法，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。到元朝时期，虽恢复科举，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， *** 遭到排挤，被打压的考生，又多为南方人，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，其实由来已久。

明朝建立后，朱元璋在位30年里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，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。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，只能通过监生、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，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。“南北榜”事件的发生，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“反攻倒算”的机会。在整个事件中，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，大多来自于北方，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，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。如此情形，连后来修《国榷》的谈迁也感慨：“众议汹汹，非为公怒，乃为私怨也。”

随着洪武三十年“南北榜”糊涂案的落幕，明王朝“南北分榜”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，在其后的时日里，它不断被修正，到明朝中期，终变成了“南榜”“北榜”“中榜”（安徽以及西南诸省）的划分方式。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%、北榜百分之35%、中榜10%。万历时期更进一步，在科举中增开了“商籍”，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。清朝建立后，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。

客观上讲，明朝的“分榜”制度，积极作用确实不少，比如普及文化教育（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），平衡政治关系，乃至维护国家统一（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）等等。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，其中重要的一条，就是对明朝官场“老乡政治”的推波助澜。

自“南北榜”划分之后，明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，除了师生关系外（座师与门生），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，同期中榜的考生，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。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，也渐成常态。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：“而今朋党有三途，同榜而出为其一，座主门生为其二，同年而出为其三。”“乡党”关系，？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。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“党争”，朝中分为“齐党”“楚党”“浙党”相互攻击，“分榜”制度，确是为其温床之一。

从科举到高考从古至今人才是怎么选拔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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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本质的区别。科举与高考，分别作为传统教育与当代教育的代表，二者的对比研究，对当代教育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。科举，有如古代的高考，高考，有如现代的科举。两者都是竞争性的公开选拔考试，只认成绩不认人。因此，科举和高考都可以选拔出文化素养较高的人才。另外，科举与高考都是国家考试，由国家举。还有，两种考试都有严密的考试程序，这些都为当代高考沿用。科举调动了民间学的积极性和士子学习的积极性，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，有利于澄清吏治，以任人唯贤取代任人为亲.科举制的利弊：利在于：开放考试，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，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，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；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，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，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；读书一考试—做官三者联系，把权、位与学识结合起来，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；促进了文学的繁荣，如唐以诗赋取士，促进了唐诗繁荣。弊在于：明清实行八股取士，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，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，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；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，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；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，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；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，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。科举的消极作用压抑了人们的个性和求异思维。考试既成为教育的手段，也成了教育的目的，各地方和学校片面追求中举及第率。片面应试的后果是考什么就学什么，科举考人文知识，自然科学知识便无人问津，强化了重治术轻技术的观念，巩固了官本位体制。而现代高考激励青少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，在选拔人才、振兴科教、发展文化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。在当前关于高考的争论中，有人批评“应试教育”进而主张取消考试，于是又把对科举的认识提到了议事日程。社会风气的败坏，道德的失范，实际上是从废除考试制度开始的。当然，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，对此确不能忽视。高考制度是有不少局限，也对中小学教育产生一些消极影响，但它公正客观的选拔人才，对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还是利大于弊。1958年和“文革”中废止高考都以失败告终，充分证明高考在现代中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要解决或减少高考竞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，只有不断改革高考的内容和形式，但不应幻想取消高考制度。实践一再证明推荐制受人为因素干扰太大，无法真实客观地反映出被推荐者的水平和表现。为了有效地制衡人情与关系的困扰，客观公平地选拔人才，中国人发明了考试。当今中国普通老百姓盼望的高考改革是以公平为本，高考改革首先要改掉的就是人为因素的干扰，保证高考竞争的公平性和高招录取工作的公正性。高考制度的利弊：高考,这项中国所特有的人才选拔制度，三十余年来，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高考的局限性越发明显。目前，社会上相继出现了一批“废除高考”的声音。在这种背景下，针对中国高考制度利与弊的调查研究显得十分必要。在很久以前，高考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前提条件，如果没有国家的认可，你就是本事再大也没有人会承认你的能耐。文有文状元，武有武状元，一朝高考榜上名，全家老少齐上天。寒窗苦读的学子，闻鸡起舞的武士，都是想要借高考来达到锦衣玉食、飞黄腾达、光耀门楣、金屋满堂的美好明天。高考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？看看当今的学子们都在干什么就知道了！高考本来是学子们的战场，而现在的家长们都太过操心了，恨不能亲自替孩子们去考，也好减轻一点孩子们肩上的压力。看一下今天的高考队伍，车接车送、好吃好喝不说，就单单是对孩子们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强烈愿望就让他们有些吃不消！当代的孩子们比任何时候的都脆弱、娇气。这是为什么呢？用一位先哲的话说：温室里的花，永远也长不大、长不高！考试有很多种，高考应该算是比较高一规格的考试。好的高考成绩可以直接造就出一位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，坏的高考成绩也可以间接的断送掉一个孩子美好的青春梦想。曾有位高中学生，就因为没有考上自己心仪的XX大学，竟然从村里的一处悬崖上一跃而下，并付出了一条腿的代价，尽管命是保住了，但从此以后他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，失去了自我、失去了目标，甚至于失去了自己的灵魂，成天混混沌沌，虚度光阴。如果说是高考的错，显然有失公允，这分明是该同学的意志不够坚定、想法过于偏颇所致。但教育未来的校园和家长们有谁反思过自己的过失和责任呢？高考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一纸文凭，把它看得太重，你会活的很累、很苦，把它看的淡一点、轻一点，顺其自然不是也很好吗？归根结蒂还是现代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有一些问题！比尔·盖茨小的时候，他的父母也十分关注他的成长，但这对父母没有采取传统的教条化教育方式，而是不断的促进其天赋的进一步开发和发挥。在上大学和当律师之间，他们没有硬要盖茨来完成他们的志愿，而是让比尔·盖茨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大学领域里自由发展，这才有了今天的微软，以及家喻户晓的亿万富翁——比尔·盖茨！记得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：课堂能学到的东西毕竟有限，必须常到社会的大课堂上去学习、去锻炼，生活就是一本看不完的无字之书，是可以看一辈子的书！考上了怎样？考不上又能怎样？从来就是调皮捣蛋者引领风尚，而规矩的学子却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事儿。正确看待高考、理性对待高考，只有摆正姿态，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在社会上正确的位置。而今的天下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都可以出状元、成英才，并不是所有学子都适合读课本、走教条的，另类一些、不爱读书的学子们即使走出校门也可以在社会上谋求一方乐土！关键要看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！是否肯为此付出努力！为明天而读书、为未来而高考，不要做自己本来就不喜欢做的事，不要强迫自己走自己走不动的路。要知道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！只要肯努力，参加高考只是一种形式，而非绝对的胜败之分、优劣之分！做好自己，这很重要，参加高考只是一个过程，不是负担和全部，只要努力过、争取过，不后悔、不怨天尤人就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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